2021年3月2日的2021年“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由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下稱“女童保護”）、鳳凰網公益頻道聯合主辦，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支持。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劉麗、方燕、朱列玉、張寶艷，全國政協委員胡衛(wèi)、劉紅宇，以及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等部門相關負責人和研究機構專家以線上視頻和線下出席相結合的方式參會。

據主辦方介紹，《刑法修正案（十一）》已于3月1日起施行，新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將于6月1日起施行。在此背景下，本次座談會聚焦未成年人保護問題，研討法律修訂背景下兒童性侵治理的機遇和挑戰(zhàn)，推進未成年人保護的機制建設。

為加強和創(chuàng)新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完善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與“女童保護”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兒童防性侵、被害人救助、心理疏導等領域深入合作，積極推動形成全社會保護合力。

▲3月2日，2021年“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兒童性侵治理仍面臨挑戰(zhàn)

能否在學校開設舉報電話

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女童保護”負責人、鳳凰網副總編輯孫雪梅首先發(fā)布了《“女童保護”2020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據“女童保護”統計，2020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數845人，年齡最小的僅1歲；熟人作案占比74.04%，家庭成員性侵案曝光量大幅上升；從受害兒童人數上看，女童占比90.61%，男童占比9.76%。

近年來，性侵兒童案件引發(fā)社會強烈關注。《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未成年人“兩法”在預防和治理兒童性侵害方面，有了進一步的動作。

在去年“女童保護”兩會座談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建議“未成年人一般性同意年齡提升至16周歲”，引發(fā)強烈反響。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規(guī)定，未成年人性同意年齡的調整也有所體現，負有特殊職責的人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女性發(fā)生關系，不論是否經過其同意，都會涉嫌犯罪。

關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打擊力度，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看來有三個重要變化，包括部分上調性同意年齡、建立復合的性同意年齡制度、明確性犯罪的加重情節(jié)。羅翔表示，在實操階段將依舊面臨一些挑戰(zhàn)，“首先依然是性同意年齡的辯護理由問題，因為無論是普通的強奸罪，還是亂用信任地位的強奸，最常見的一種辯護理由就是‘我確實不知道對方是未成年人’，這種辯護理由如何來把握，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其次是關于溯及力的問題，“因為‘刑十一’3月1日正式生效，那么，對之前亂用信任地位型性侵犯罪行為能不能溯及？有猥褻兒童的加重情節(jié)，對于之前的行為能不能溯及？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

對于熟人作案，尤其是教職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屢有發(fā)生，朱列玉認為，一些中小學生對如何保護自身基本權利不受侵害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尚有一些具體措施還未落實，“在初中、小學等地方，應當有更細致的規(guī)定加以限制。當幼童權利遭受侵害時，要告訴他們及時主張自己的權利，比如學校里開設舉報電話或設置專門部門保護他們，主動關懷、做心理輔導，把損失降到最小。”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肯定了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全面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重大意義，但也認為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會遭遇阻力。為解決孩子因為性侵害而產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問題，方燕建議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賠償范圍，“根據犯罪事實、損害結果、犯罪人的經濟條件和后續(xù)被害人的心理康復費用等，制定最低的精神損害賠償額”。

此外，方燕建議進一步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法》及《刑事訴訟法》中關于轉學安置制度的落實問題，“要盡快出臺相關實施細則，完善轉學安置和住房保障，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權利救濟能夠落地”。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三級高級法官趙俊甫提出，對人身的損害并非全都是肉體的傷害，還包括心理健康。在性侵害犯罪中，對被害人最大的傷害是心理健康的傷害。“無論是公眾還是司法部門都應認識到，對未成年人性侵犯罪造成的精神傷害同樣重大，同時性侵也對受害人的家庭、父母造成很大的負擔。這類行為往往觸及社會道德的底線，在社會造成惡劣影響。我們要重新從性侵的危害性角度認識到這一類犯罪。”

趙俊甫表示，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之后，如果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去看精神科或者醫(yī)學科的費用有正規(guī)的票據，法院審查之后應該予以支持。北京源眾家庭與社區(qū)發(fā)展服務中心主任、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也表示，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不可忽視，這方面可以單獨提起民事訴訟。未成年人受性侵后傷害很大，往往還有需要后續(xù)長期的精神治療。

▲2021年“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現場

代表建議把兒童防性侵教育

納入九年義務教育教材

“女童保護”統計的數據顯示，2020年媒體報道的332起性侵兒童案例中，有265起表明了城鄉(xiāng)地域分布，發(fā)生在城市的占66.40%，發(fā)生在縣城的占30.36%，發(fā)生在農村的占10.53%。孫雪梅表示，媒體曝光案例的地區(qū)分布中，城市地區(qū)高于農村地區(qū)，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區(qū)兒童被性侵案例比農村地區(qū)更為高發(fā)，恰恰說明城市地區(qū)兒童比農村地區(qū)兒童受到更為密集的來自家庭、學校及社會的監(jiān)護。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長期關注鄉(xiāng)村，過去一年在實地調研時發(fā)現農村地區(qū)遭遇性侵的兒童普遍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受害者在取證環(huán)節(jié)不太愿意配合，家長、學校礙于面子、聲譽，不希望性侵事件被公布。因此，趙皖平強調，對受害當事人的教育一定要跟上，讓他們大膽地指證犯罪分子，同時一定要把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的教材中，“當然教材的遴選、設計，要經過專家的研討”。

實際上，社會大眾對防性侵教育持非常正向的支持態(tài)度。“女童保護”調查顯示，超九成的人認為有必要對未成年兒童進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其中，69.33%的人認為非常有必要，28.12%的人認為有必要。對于是否需要將對未成年兒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納入常態(tài)化教學，53.40%的人認為非常有必要；42.10%的人表示有必要。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婦聯執(zhí)委、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理事長張寶艷一直致力于幫助被拐兒童回家，她建議將防拐及兒童防侵害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體系，并組織法律、教育、公益等不同領域專家根據以往不同案例制定教材，作為中小學生在校的必修課。

今年6月1日即將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指出，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國務院婦女兒童工委辦公室巡視員宋文珍認為，在學校、幼兒園根據兒童年齡特點開展性教育，具有劃時代意義。性教育應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接受性教育也應該是學生的權利，這充分體現了性教育在學校、幼兒園的地位。其次，體現了我們預防兒童性侵害的關口前移。“我們要逐步確立性教育在學校課程中的地位，編制教材、開設課程，培訓師資，都需要推進開展。

面對性侵兒童案件高發(fā)的形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常務副會長、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胡衛(wèi)認為，應該加大法律的懲處力度。“現在很多性侵兒童的犯罪分子受到的處罰力度不大，違法和犯罪成本很低，導致很多人敢對未成年人下手。”他建議，一方面要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猥褻和性侵兒童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量刑一定要從嚴；另一方面，將兒童防性侵內容寫進教材，學校要加強對學生的教育力度。

對于熟人作案比例居高不下的現狀，胡衛(wèi)指出，還要繼續(xù)執(zhí)行強制報告制度，“只要有人發(fā)現，就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如果熟人和知情人不報告，也要加大對熟人和知情人處罰的力度。最后還要培養(yǎng)一支社會（職工）隊伍，對受到性侵和猥褻的兒童造成的心理創(chuàng)傷，要及時進行心理輔導，使他們能夠很好地走上社會。”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熟人作案中的關系占比

專家：法律援助應涉及到

立案、詢問等多個司法程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少年兒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軍認為，要加強和完善兒童保護的制度框架建設，在制度框架中治理兒童性侵問題。童小軍介紹，2010年以來，我國對整體的兒童保護體系不斷建設和完善，進行了許多政策法規(guī)的改進。“被性侵的兒童同時也是整個兒童保護體系里被傷害的兒童，首先需要相當大的社會投入，比如讓孩子有安全的社區(qū)環(huán)境、家庭環(huán)境。對于保護被性侵的兒童的服務和制度而言，最關鍵的是要有專業(yè)化的社工工作服務體系，建立社工個案管理方法并要有社會制度推進。”

“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性侵需要全方位發(fā)力，應該形成由社會、國家、學校再到家庭層面的一套完整體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chuàng)始合伙人律師劉紅宇從國家、學校、家庭三方面提出建議。比如，在國家層面要關注技術變革帶來的危害，比如利用互聯網誘使未成年人裸聊、傳播兒童色情視頻；如加大對性侵前科人員數據庫的建設。在學校層面，要建立兒童防性侵教育體系，向未成年人教授相關知識，將相應課程納入必修課，同時建立防性侵干預機制，對通常的猥褻和性騷擾，要積極予以干預。

對遭受性侵害而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進行特殊保護制度雖然不斷在進步，但同時依然存在綜合評價體系缺失、救助機構和工作人員力量不足、配套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二級高級檢察官李薇表示，我國的司法社工整體起步晚，專業(yè)人員缺乏。最高檢一直也在協調各方力量，努力促進專業(yè)化辦案與社會化保護的融合。

全國律協未保委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張雪梅發(fā)現，雖然各地的法律援助機構還有法律類的社會組織、高校的法律機構等都在擴大法律援助范圍，盡可能給孩子、家長提供法律援助，但是仍有不足之處。“不是所有遭受性侵的孩子都能獲得法律援助的服務，（受助者）需要經過經濟困難的審查。在公安偵察階段、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都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服務。”張雪梅說，法律援助亟待配套，應當涉及到立案、詢問等多個司法程序。與此同時，心理援助制度也有待完善，希望心理援助也可以參考法律援助的設計和服務建立相應的機制。

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展開

“女童保護”與最高檢簽署合作備忘錄

在座談會上，“女童保護”團隊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預防兒童性侵、被害人救助、心理疏導、合適成年人到場、普法教育等領域深入合作。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wèi)忠表示，開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有助于促進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質量和水平的提升。

“不少性侵案的發(fā)生與孩子包括家長缺乏必要的防性侵知識有很大的關系，防性侵教育很重要，而且工作涉及面比較廣，專業(yè)要求高，單靠司法機構一家很難很好地完成，需要全社會力量的介入。‘女童保護’團隊是專業(yè)化團隊，形成了一整套高專業(yè)水準的防性侵課程，培養(yǎng)了一支高水平的防性侵教育團隊，這些都是開展防性侵教育的保障。”史衛(wèi)忠說。

根據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共同推進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工作開展，深入落實“一號檢察建議”，加強檢察系統法治進校園、普法進社區(qū)等活動與“女童保護”預防性侵課程開展活動相結合。同時，雙方將共同加強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推進未成年被害人救助、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工作。各地方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女童保護”團隊可以根據本框架協議就具體合作事宜進行溝通、安排。

與會代表、委員和專家均表示，保護兒童、治理兒童性侵害，需要社會各方形成合力。

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朱錫生表示，兒基會自成立以來，在保護和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發(fā)揮公益機構、慈善機構的平臺優(yōu)勢，通過實施公益項目對未成年人、尤其是女童提供支持。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會長闞麗君認為，教育是潛移默化的，預防兒童性侵，除了已有的治理手段，也應該加強全民教育，“從娃娃抓起”，同時用藝術的手段為兒童保護服務。